刘庆邦: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

发布时间:2024-04-25 19:10:14 来源: sp20240425

  新作《花灯调》今年1月出版后,著名作家刘庆邦带着这本书出差,从坐飞机到宾馆的旅途中一直在看,一直在落泪。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,说到动情处,刘庆邦依然会眼含热泪,“我都已经70多岁了,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这本书还有那么多的泪水,我明知道看到哪里会动情、会流泪,等真看到那段情节时,仍无法控制丰沛的情感。”

  刘庆邦享有“短篇王”的美誉,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黑白男女》《家长》《女工绘》等,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《到处有道》等。根据他的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。

  新长篇《花灯调》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,刘庆邦表示,自己从刚记事的时候,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,“当然,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、语言、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,而是饥饿的准备、生活的准备、人生的准备、生命的准备。我准备了大半辈子,酝酿了几十年,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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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经历过极度贫困,写完《花灯调》像完成了一个心愿

  《花灯调》聚焦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村高远村,女主人公向家明本已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、美满幸福的家庭、富足安定的生活,但毅然选择了当驻村第一书记。她走在田间地头,攀在悬崖峭壁,宿在简陋屋舍,在泥泞跟严峻中拓荒,在沟壑跟淤堵中楫水,与村民齐心协力,共同书写了高远村的华丽“变形记”。小说在出版前就先后入选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

  刘庆邦曾经历过极端饥饿,因此,书写一部关于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小说,对他来说是一个责任,“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,好像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心愿。”

  刘庆邦1951年出生于河南农村,在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,刘庆邦九岁,“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,一摁一个坑。爷爷一坐在地上,就无力站起,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,才能把他拉起来。我父亲饥病交加,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。我小弟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,得了佝偻病。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,吃过榆树皮、柿树皮,还吃过煳坷垃。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,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,经过火烧,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,变成了煳坷垃。每当食堂往外倒炉渣时,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,从里面扒拉煳坷垃吃。每扒到一粒煳坷垃,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,高兴得眉开眼笑。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、大肚皮细腿。为父亲送葬时,当队长的堂叔都担心我摔不碎老盆,替我摔了。”

  刘庆邦回忆说,幼时小伙伴们谈论理想,期盼的是“天天吃白菜蘸蒜”“要是当了大官,路东边这条路上的粪都归我”。“我跟两个姐姐说我的理想是家里经常有馍,想吃就可以随便拿一个。我说的馍还不是白膜,是杂面做的,一抓就黏手的那种黑馍,但我当时觉得这个馍能随便吃,就很不错了。对于我这个理想,姐姐们并不认可,她们说你把馍都吃了,别人吃什么?”

  刘庆邦的大姐和二姐现在还在老家,以前属于贫困村,现在也都脱贫了,“两个姐姐和我说现在日子也好了,吃穿不愁,再也看不见要饭的了。” 也因此,刘庆邦盛赞脱贫攻坚战,他称这是“一座丰碑,三个千年——千年一梦、千年德政和千年一步”。

  刘庆邦表示,贫困离人们并不遥远,至少他们这代人仍记忆犹新。“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。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,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。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,也许更有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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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久没有这种压抑不住情感和激情,急于写出来的情况了

  刘庆邦一直想写一本小说来反映脱贫攻坚的变化,“这个‘反映’不是很容易写,需要作家有大量的生活体验,需要了解脱贫攻坚的过程。我虽然也知道一些变化,但是并不全面。而且写作是需要契机的,它是手艺活儿,更是心意活儿,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,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。倘若逼着自己硬写,其真诚度、含金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。”

  《花灯调》的写作契机出现于2020年的5月,当时,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组织全国各地十几位作家,到刚刚实现整体脱贫的革命老区遵义市实地采访。刘庆邦欣然前往,行程中有一站是去脱贫的深度贫困村竹元村,中巴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拐来拐去,驻村第一书记谢佳清在车上给大家讲她的扶贫故事。“她曾在检察院工作,来这里当了驻村第一书记,她讲的经历,让我深受感动,忙于工作的她得病重了20多斤,还瞒着大家,有人看见她吃中药,她说是因为胖了,所以吃药减肥。获得‘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’的她,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中的优秀代表人物,既有坚定的信念,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。”

  让刘庆邦遗憾的是,当天他们只在那个山村走访了半天,所得到的素材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相差甚远。于是,2022年端午节的第二天,刘庆邦一人重返竹元村,村里没有招待所,他住在驾校的宿舍里,很简陋。

  刘庆邦在村里待了12天,只要谢书记不忙,就和她聊天,“她到下边村民小组开会的时候,我也跟随她一起行走,随着了解的深入,她对这片土地付出的心血和感情,令我经常泪眼模糊的。这12天的定点生活,收获特别大。”

  回来之后,刘庆邦心里有种压抑不住的情感和激情,让他急于把所见所闻写出来,“以前我写东西也有激情澎湃的时候,但是像这种情况,好久没有出现过了。我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,出现了作息紊乱的状况。”

  于是,刘庆邦先写了两篇纪实性的文学作品,分别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上,“发表了以后,我心里才消停些,开始进入长篇的写作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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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将主题柔软化,注入作者的情感

  《花灯调》有原型人物和原型故事,细节生动丰富,令人读着栩栩如生。刘庆邦表示,不同于他之前写的那两篇纪实文学,在进入小说创作后,所有的情节就变成了虚构,“虚构离不开现实,甚至离不开原型。但是,一旦进入小说状态,就是进入文字,它就是虚构的,就是异化处理。”他举例说,就像村里种高粱,高粱长在地里是粮食,但一旦碾碎、发酵、蒸馏,变成酒以后就是虚构的了,“写小说的过程,就是从现实变成小说的过程,就像酿酒。”

  如何定位《花灯调》艺术化的基调,刘庆邦的决定是“柔软化”,“你不能写得像报告文学一样,我把这个主题柔软了,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情感要饱满,要注入作者的情感,要真诚地表达主人公的情感。”

  主人公向书记在小说中哭了六次,刘庆邦写作时也很动情,他说《花灯调》是迄今为止,自己所有小说创作中哭得最厉害的一部,“可以说,任何一章,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。”

  刘庆邦现在写小说,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手写,完成后,妻子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,录完一段就转到电脑里。“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,每当她读时,我就在一边闭目听。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泪水涌出,让我尝到其中的咸和辣。我不止一次地自我解嘲,对妻子说,自己写的小说,还让自己这么感动,真是不可思议。还有一点让我想不明白的是,看到或听到某些段落,上次流过泪了,这次仍要流泪。按道理说,预知那个地方可能会流泪,是不是可以硬起心肠,平静一些呢?可是,不行,我好像管不住自己的感情似的,到那个地方还是不可避免地落泪。这可能是艺术接受心理中的一个谜,我没能力解开这个谜。要说魅力的话,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。”

  《花灯调》的意境中有一股暖意,问刘庆邦是否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,自己越来越宽容了,所以才会下笔这么温柔?刘庆邦坦承,年轻时的热情跟现在的激情不太一样,“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小说,我的成名作《走窑汉》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,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的程度,呈现一种人性的碰撞。现在老了就不能那么激烈,好像有些激烈的情节你还没写,自己就开始心跳了。所以,我现在越来越平和,愿意写美的,写诗意的,写自然的田园风光,写善良的。我曾说文学写作是一种心灵慈善事业,通过写作做善事,而写作的心态肯定会有变化,会有阶段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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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写人之变、思想之变、文化之变、精神之变

  创作《花灯调》,刘庆邦认为自己有三个优势,第一吃过苦,第二不怕吃苦。在村里的定点生活很苦,小说里提到了上山的一条小路,是山民用钢钎子在绝壁上一点一点凿出来的,过那段小道时,人都不敢往外看,一看容易头晕、腿软,一不小心会掉进山洞,那可真叫爬山。而作为七旬老人,刘庆邦也去爬了那个山, “就是四肢着地,一点一点往上爬。如果我没有这个体验,很难写得那么真实。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作家生活非常优越,甚至优越得差不多已经贵族化了。你让他们把自己放下来很难,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。我现在到煤矿也一定要下井,我说到煤矿不下井就等于没到煤矿。”

  第三个优势则是写作上的积累,刘庆邦从1972年开始写第一篇文章,已经有50多年的创作生涯了。“对于写作有一个长期的训练,每天跟文字打交道,对词性、语性都比较了解,也比较熟悉,知道如何将它们用得贴切、自然、准确。特别是写小说,要把它诗意化。我对语言是很讲究的,毕竟,语言是每个作家的看家本领。”

  这些优势并不意味着刘庆邦写作《花灯调》没有挑战,他给自己的目标是写出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,“我写这部小说一心要塑造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形象。现在很多小说里的人物立不起来,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写小说就是写人,文学就是人学,人物立不起来,小说就很难立起来。”

  小说中的高远村可谓是典型环境,这里穷到什么程度?有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娶亲回家后,女方觉得太穷,生完孩子就跑了。因为没有路,有村民没见过小汽车。这个典型环境的变化太有的写了,可是刘庆邦却认为写变化一定不要只盯着“物变”,“如果你只写通路通水,是远远不够的,那是表层的。我要写人之变、思想之变、文化之变、精神之变,这是深层次的,这才是真正的变。”

  而体现这些深层之变的,就是典型人物。“小说里的向书记就特别典型。她是新时代的新人,有新的思想、新的承担、新的奉献,但是她不完美,有弱点,有局限,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。写山乡巨变很难,难在哪儿呢?就是你必须找一个统帅性的人物。我觉得去遵义能遇见谢书记,是我写作的一个幸运。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,是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。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,纲举才能目张。又好比主要人物是一棵树的骨干,只有骨干树立起来了,才撑得起满树繁花。”

  小说中除了向书记,还有很多人物,这些人笔墨虽有多有少,却个性鲜明,十分“有戏”,生动多元的人物组成了《花灯调》多彩的人物长廊,也让读者感觉身在其中,由此故事也更显得真实、亲切、动人。刘庆邦说这得益于很多人物也有原型,“我若不是亲眼看到,无法凭空写出来。” 而这些人物,也如众星捧月,将向书记塑造得更为饱满立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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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断的勤奋和不断的学习 意志力很重要

  创作《花灯调》,刘庆邦从夏写到秋,从秋写到冬,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。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,我每天都在写,一天都没停。其间我感染过新冠,发烧、咳嗽、嗓子疼痛,但我照样写作。在春节放假期间,我跟往年一样,也是在写作中度过的。”而问及“阳”后的状态是否影响了写作,刘庆邦表示没有,“新冠对我基本上没什么影响,我的心态一直是平稳平和。我始终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,所以我对外界的态度就是随遇而安。”

  尽管已年过七旬,但刘庆邦的创作状态却依旧饱满高涨,这与他多年的自律密不可分。一直以来,他坚持早上四点开始写作到五点半,然后下楼锻炼,先是快走,然后慢跑,运动半小时左右。就算是大年初一,也会如此作息,“我是饮食有节,起居有常。每天晚上九点睡觉,我觉得什么都不能耽误睡眠。比如说这两天有乒乓球比赛,我和夫人都喜欢看,但是比赛没完,我也要去休息了,比赛再激烈也不能影响我。我现在的创作状态还很好,脑力和体力够用,文字也不失水准。也许随着年龄增长,我写的会越来越少,但不会停,每天不写点东西就觉得难受。”

  在刘庆邦看来,光有写作天赋是不行的,“天赋靠勤奋才能发挥出来,天赋是很脆弱的,我把后天的学习和勤奋说成是‘地赋’,‘地赋’是自己赋予自己的,需要不间断地学习,不间断地写作,否则持续写作是很难做到的。”

  问刘庆邦是怎么做到持续写作的,他的答案是要有平常心,有勤奋学习的信念,还要有知难而进的精神。“不断的勤奋和不断的学习这两点很重要。我对我自己的意志力一直是很自信的。有时候一个作家能走多远,不只是才华的比拼,很大程度上是意志的较量。如果你的意志力很薄弱,也可能走不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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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离开了现实的话,就好像一个人被揪着头离开地面

  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题材很难创作,但刘庆邦却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,他笑说如果自己离开了现实的话,就好像一个人被揪着头离开地面一样,是不行的。“我对现实可以说比较依赖,而之所以有人认为现实东西难写,是现实有时候离我们太近了,不太容易看得清楚。比如你欣赏巨幅的画作时,如果近看都是颗颗粒粒,但是,你站远一些,才能审美,这是太近了的缘故,而且太近了容易流俗,这是现实主义的难。而现实主义的好,也在于离得近,我们容易抓住,对我来说,我觉得写历史小说太难,我连想都不敢想。”

  现实小说要记录现实,但又要超越现实,刘庆邦表示,这就是小说创造的实与虚的关系,“这个虚就是要超越现实,作家要有独特的看法,有自己的思想,从感性上升到理性,把它提炼出来,然后才能超越现实。”

  也因此,刘庆邦对人工智能并不担心,他不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作家,“因为写作是一个个性化、心理化的东西,我觉得那种智能是工业化的,所谓工业化就是一个普遍化的东西,它不能代替个性化和心灵化的东西。精神性的创造还是个性的,他们代替不了个体。”

  写作放松闲暇时,刘庆邦爱看《动物世界》,觉得身心愉快,他不住地夸赞:“现在的《动物世界》拍得可好了,此外,我还爱看体育比赛,乒乓球、NBA。”

  对于当今的碎片化阅读、短视频流行,刘庆邦笑说自己会看看手机,刷刷朋友圈,“短视频我看得不太多,我夫人爱看,我说她是‘三占’:占着脑子,占着耳朵,占着眼睛。”

  因此,刘庆邦认为现在写作也好,阅读也好,是考验耐心的时候,“你只有耐心,只有静下心来了,才能进入自己内心的世界,你总是受到外界熙熙攘攘各种喧嚣的干扰,就会难以进入。”

  文/本报记者 张嘉

  (来源:北京青年报) 【编辑:叶攀】